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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虚构如何赎回生活

分享到:                         发表时间:2019-08-09 点击次数:93  

   伊恩·麦克尤恩是如今英国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曾在1998年以《阿姆斯特丹》击败众多强劲作家摘取了令人艳羡的布克奖,彼得·查尔的斯称他为“我们时代英语小说界里在故事编织和风格建树上均卓有成效的作家”,而英国文学专家大卫·马尔科姆在《理解伊恩·麦克尤恩》一书中,引述了基尔南·瑞恩的话,说麦克尤恩的“黑色抑郁建构了他早期作品的风格,对即将发生的罪恶的阴冷迷恋,显现出他对爱欲力量和可能性救赎的理解”,而麦克尤恩近十年来对电影和电视的兴趣,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分水岭,他的小说也开始显现出某种变形”。《赎罪》是麦克尤恩2002年的作品,获布克奖提名。


   麦克尤恩继承了一个创作上的“伟大传统”,他喜欢把刚完成的书稿送给妻子看,的确,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某个心爱的女人能是第一读者,托思妥耶夫斯基不也是如此待遇他的安娜?自然,这次的《赎罪》让安娜莱娜哭了,这在之前是未曾有过的,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伊恩坚强的妻子?伊恩说,“一定是某些特别的东西。”肯尼斯·杜兰,《洛杉矶时报》的专栏影评人,如此评述小说,“作为一部确定无疑和深刻感人的作品,《赎罪》是当代最感人的爱情故事之一,它对摧毁和创造、分离和愈合的虚构力量做出了一次强有力的冥思。”



   经过3个月的艰苦赶制,由Working Title公司投资拍摄的电影《赎罪》终于在9月杀青后于英国首映。肯尼斯·杜兰说,“《赎罪》是那种不经常出现,即使是,也是很少能够强有力和忠诚地被转换成影像的小说。”所以它如同影史上众多名著改编的电影一样,注定还没脱胎就要争议不断,这种争议建立在一位创作者应如何架构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微妙平衡,比如侯麦的文学化电影,或者像《老无所依》那样在原著之上张扬着对电影语言的理解和革新,而10月份上映的反响平平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则无疑见证了苏姗·桑塔格在《从小说到电影》中对电影改编的质疑,“似乎电影的本质就是把优秀的原著小说删节、冲淡、简化。”《赎罪》的争议还在于,在一个继1994年以来把世界电影活力极致化的2007年里,体现电影新美学的《老无所依》和《血色将至》在金球奖上惨败给《赎罪》,究竟意味着什么?


   《赎罪》讲述了布里奥妮为她在13岁那年,因为一则她所不能理解的爱情,而拆散了姐姐塞西莉亚和仆人罗比的幸福而做终生的忏悔。应该说,美国大部分主流媒体对影片均持相当肯定的评价,这种评价随着影片在一些大奖项上的多有斩获而貌似获得了一种主流的姿态,J.R·琼斯的话颇具代表,“在心理精确度上,《赎罪》是一个关于爱情和背叛的神话。”的确,它精致细腻的叙事显现了创作者对社会细节和人物情感洞察力的精到把握,从摄影、布景、剧本,到表演和执导手法,每个部分均流光溢彩,像是直接承自约翰·厄普代克评小说《赎罪》的特点:“美丽动人、气势磅礴”,但是否各部件都完美无缺,就能是一部机器性能优佳的保证?这个问题放在《老无所依》面前,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老无所依》同样改编自名小说(小说获普利策奖),同样细节丰富,同样有精雕细琢的摄影、表演、剧本等等,但它的独一无二显然来自导演科恩兄弟对传统类型片的精准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美的反类型片的法则,换句话说,《老无所依》在对电影语言的贡献上要远远优于《赎罪》,后者的优点则有赖于扎实的故事和引人深思的主题,而故事和主题恰恰是原小说提供的,而非电影创作者的才能使然。在这点上,F.R·利维斯一点都不过时,这位当年驰骋英伦三岛的英国大批评家,说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拯救》“是一部奥斯卡奖风格的作品”,作者“语气庄重地演绎了一幕爱与荣誉之间的对立冲撞,其缓慢而煞费苦心经营出来的富丽堂皇,更多的是意在令人心生敬畏而不是激动震撼。”听起来,多么像是在描述《赎罪》,又一部《英国病人》,但或许有人认为,由于《冷山》的导演缺乏对现代心理学足够的兴趣,必然导致《英国病人》在“爱情,战争,伤痛和背叛”等宏微观的主题上不及乔·怀特的第二部作品,有了几个重要奖项尤其是金球奖的肯定,这位电视节目出身的导演看来前景可嘉,但艾拉·泰勒似乎有异议,这位《村声》的主笔说乔·怀特两年前的处女作《傲慢与偏见》简直是糟蹋了简·奥斯汀,现在他再次以其华丽的彩笔毫无章法地张扬放大麦克尤恩对人物心理最为细腻、隐忍的刻画,“麦克尤恩密语的地方,怀特呼叫。在由打字机的韵律和战争的轰鸣共同铸就的一种歌剧般的恢弘声部中,麦克尤恩深刻而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虚构如何赎回生活——被怀特抛之路旁。”



   艾拉·泰勒对待乔·怀特或许刻薄了点,事实上,电影在某些方面的确是小说做不到的,我们看到电影的战争部分,即罗比参加英法和德国在敦克尔克的大战,它描刻了战争在肉体和精神上带给人的双重创痛,一个四分半的长镜头,随着罗比游走在梦魇般的海滩上,我们听到马匹的嘶鸣,枪声,悲戚的音乐,看到中枪倒下的马,天上飞的纸,受伤的士兵,老人、女人和无助的小孩,看到人们歌唱着对和平的渴望:“让一切平息,让战火远离,让和平穿越地震、狂风和大火……”如果说电影有过优于小说的话,那也是它“在捕捉战争创痕这点上比任何小说都要更加地鲜活”,战争部分强调了两种艺术形式的根本性不同,“小说家的最好朋友是一个静止的角色,而电影制作者的最好朋友则在动态中体现出其活力。”


   应该说说结尾。年老的布里奥妮已是一位出过21部小说的作家,对于1940年6月她向塞西莉亚和罗比道歉的情形,我们得知,是她在《赎罪》中虚构和创造的,“事实上,这一切也不可能发生,”她在电视台上做电影的最后一次忏悔,“因为罗比在1940年6月1日,敦克尔克大撤退的那一天,死于败血症,而我从没有得到姐姐的谅解,因为她在1940年10月15日就死了。”《赎罪》是她的第21部作品,但其实是第一部,它贯穿了布里奥妮的一生,成为一种追问:虚构如何赎回生活?以一种富于新意的收尾,电影把这个问题推向一个终极拷问的位置,但它的独特和意义应该属于作品真正的创作者麦克尤恩而不是乔·怀特,是麦克尤恩让我们知道“人性的关怀”的确是有其伦理价值的,“但是我的读者能从那样的结局中,获得什么样的希望和满足感呢?所以在生活中,我想让罗比和塞西莉亚得到他们渴望却没能得到的幸福,这不是逃避或者软弱,而是一种人性的关怀。我给予了他们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