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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的“瘟神”——安格尔顿

分享到:                         发表时间:2019-10-08 点击次数:23  



1974年12月底,吉姆·安格尔顿的名字出现在美中央情报局的退休名单上,其后还有他3个得力助手。安格尔顿在美中情局大索“鼹鼠”,引起西方情报机构内部混乱,被公认为“瘟神”。新任中情局局长上任伊始首先拿安格尔顿开刀,结束这场瘟疫。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戈列涅夫斯基叛逃


1960年3月18日下午2时,美国驻瑞士-大使亨利·J·泰勒收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

这么一封长信,还注明要“胡佛亲启”呢。埃德加·胡佛确实是美国_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领导联邦调查局只负责国内的反间谍事务。自中央情报局—成立,胡佛就同它争地盘夺权力。不过这封信虽然是写给胡佛的,但联邦调查局无权在美国境外从事间谍和反间谍活动。中央情报局驻瑞士首都伯尔尼情报站站长接到泰勒大使转来的这封信后,拆开了这封信。信很短,内称:“我愿意就共产党在西方的间谍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如需要,请在《法兰克福日报》的人物专栏上登一则收到信件的启事。斯尼帕。”斯尼帕是谁?中央情报局费尽心机,想确定斯尼帕的国籍及身份。最后,霍华德-罗曼作出鉴定:“该信用的打字机和墨水是东欧产品。斯尼帕来自‘铁幕’后面的国家,当无疑部。”中央情报局马上按此信要求登一则小启事:“斯尼帕,信收到,欢迎继续联系。”此后,斯尼帕的信件就源源而至。后来中央情报局给了斯尼帕两个联系信箱号码。这样斯尼帕既可向那里投寄信件,又可从那里收到密写的搜集情报指示信。中央情报局还给了他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电话号码。从此中央情报局同斯尼帕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通讯联系。1960年圣诞节前,斯尼帕终于使用了中央情报局给他的应急电话号码。克格勃已经盯上了他。圣诞节那天,斯尼帕现出了原形。他带着他的娇美的情妇出现在美国驻西柏林军事代表团。这位名叫米哈伊尔·戈列涅夫斯基的波兰间谍使美国人获得了意外的惊喜:他既是波兰军事情报部副部长,也是克格勃埋藏在波军情报部里的坐探,真是一条大鱼。戈列涅夫斯基对叛逃早有准备。他似乎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暴露的,因此在叛逃前几个月,他就把几百份事先拍下来的文件藏在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路过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叛逃日期选得很理想,就在圣诞节。波军情报部起码要几天时间才能发现他的失踪,再过几天采取行动。这样,戈列涅夫斯基可以通知中央情报局把藏在树洞里的文件取走。中央情报局发现,他足足藏匿了300多张用米诺克斯相机拍摄的文件胶卷,其中包括波兰在西方国家活动的间谍名单及波军情报部的组织编制表,无怪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大喜过望,称戈列涅夫斯基是“美国有史以来所拥有的最佳叛逃者”。由于戈列涅夫斯基的叛逃,一大批苏联间谍在西方落网。他们中有组织波特兰间谍网的戈登·朗斯代尔,有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乔治·布莱克,混入联邦德国情报局、被联邦调查局长视为宝贝的对苏情报处处长海因茨·菲尔弗也因此落网。不过,使中央情报局更为震惊的是,戈列涅夫斯基认为中央情报局内有克格勃的奸细,他实际上是因为奸细的出卖才暴露的。



又一个叛逃者戈利钦夸大其词。


1961年12月22日中午,中央情报局赫尔辛基情报站站长弗兰克·弗里伯格听到急促的门铃声。闯入者名叫阿纳托利·克利莫夫,是克格勃一名少校。他说他必须尽快飞到华盛顿去,因为他身上掌握着对西方领导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情报。弗里伯格听后不禁暗自发笑,谁知道他的叛逃是真是假。因此,弗里伯格开始细细地盘问这位克格勃少校克利莫夫。

没花多大工夫,弗里伯格就认定,克利莫夫的叛逃是真的。克利莫夫告诉弗里伯格,他的真名叫阿纳托利·戈利钦。弗里伯格一听到戈利钦这个名字就觉得十分耳熟。1954年克格勃军官彼得·德里亚宾叛逃美国,曾列出一张名单,说这些人最容易被中央情报局招募。当时戈利钦在这张名单中名列第二。没等中央情报局着手招募,戈利钦自己送上至连法国内阁也被渗透。肯尼迪总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信给戴高乐总统,结果,法国国外情报与反间谍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因怀疑本组织被苏联间渫控制而自杀,戴高乐总统的情报顾问也挂冠而去。戈利钦声称,苏联间谍无孔不入,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无一例外。结果,这些国家的情报官员蜂拥而至,等候戈利钦的接见。他们期望从戈利钦那里得到一点线索,挖出自己身边的苏联“鼹鼠”。戈利钦告诉安格尔顿,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向西方国家发动了庞大的情报攻势。克格勃的“鼹鼠”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是控制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如果这—计划得逞,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将被苏联接管,最起码会陷于瘫痪境地。


安格尔顿信以为真


安格尔顿认为戈利钦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过去的十几年间,起码有几百名潜在的不忠分子混进了中央情报局!这些定时炸弹何时会爆炸?不得而知。安格尔顿身为反情报官员顿感责任重大。他把自己的前程、捉拿“鼹鼠”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戈利钦身上,对叛逃者戈利钦的警告几乎是言听计从。而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了几十年的特工却被安格尔顿怀疑、监视,最终丢掉了饭碗。戈利钦说谁可能是苏联奸细,那么安格尔顿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名字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戈利钦警告安格尔顿:克格勃有一个名叫萨沙的间谍已经渗透进中央情报局柏林情报站。安格尔顿立即按图索骥,寻找这个萨沙。没费多大的劲,安格尔顿就发现中央情报局苏联集团科还真有一个名叫萨沙的人,而且相貌也与戈利钦描述的相符。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萨沙曾被派驻德国,同苏联叛逃者一起进行反苏活动。中央情报局沉浸在狂喜之中。但是,激动之余,有人冷静下来,克格勃再蠢,也不至用真名。后来,戈利钦进一步补充说,“萨沙”可能是这个间谍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是以字母K开头的。于是中央情报局又翻开了花名册,寻找那个名字以字母K开头的间谍。结果,中央情报局列出了一份凡是以字母K开头的人员名单,共计12人。安格尔顿下令戈利钦可以接触这些人的档案。被安格尔顿打人另册的头号人物是理查德·科维奇。科维奇是苏联集团科的一名专案官员,祖籍南斯拉夫。戈利钦认为科维奇主管过“萨沙”,会讲俄语,而且来自东欧集团。他还公开同已知的克格勃官员保持接触,参加他们的野餐和郊游。戈利钦查阅科维奇的档案后,竟然提出了科维奇被克格勃招募的确切时间。他东寻西找,证明科维奇就是那个“鼹鼠”。他告诉安格尔顿,曾任挪威驻苏大使秘书的英格堡-利格伦一直在为苏联人服务。科维奇一度把她作为中央情报局间谍加以操纵。安格尔顿一听觉得非同小可,因为利格伦已经回到了奥斯陆,成为挪威军事情报局长威廉·伊万上校的秘书。伊万竟同一个苏联问谍臭味相投,足见他本人也可能是克格勃的奸细。安格尔顿立即飞赴奥斯陆,将利格伦是苏联间谍的消息通报给挪威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却绕开了利格伦的上司伊万上校,尽管伊万是挪威情报部门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联系人。结果安格尔顿在中央情报局和挪威国家安全局之间来回奔走了好几年,最后的调查结果却让他大为沮丧利格伦是清白的,戈利钦的警告纯属捏造。



引起连锁反应


戈利钦为了把科维奇指控为苏联间谍,把利格伦拉进了他精心编织的“苏联间谍网”。但是安格尔顿认为,科维奇是百分之百的苏联间谍,自己和戈利钦没有冤枉他,戈利钦提出的条条线索都能同你科维奇对上号,你不是间谍谁是间谍!结果科维奇受到了监控,后来调出了苏联集团科到拉丁美洲去担负一项没有出路的工作。最后,科维奇看到自己前途无望,只好离开中央情报局,另谋出路了。

当戈利钦把枪口对准苏联集团科科长戴维·墨菲时,人们对戈利钦的用心就不能不打上一个问号了。墨菲祖籍波兰,同科维奇一样也来自“铁幕”国家,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又娶了一个白俄姑娘为妻,他身上的苏联背景就太多了。更使安格尔顿怀疑的是,在朝鲜战争时,墨菲在朝鲜供职。他的下属的妻子同乔治-布莱克私通,墨菲因此同布莱克相识。布莱克后来因充当苏联间谍,被英国法庭判处42年徒刑。墨菲同布莱克相识,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污点。后来,墨菲加入中央情报局,是中央情报局慕尼黑情报站的头目,“萨沙”一案正是他经手处理的。安格尔顿认为,上述种种迹象已表明,墨菲就是一名苏联间谍。他很快被免去了苏联集团科科长一职,被派往巴黎担任一个小小的情报站站长。中央情报局对墨菲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结论是:墨菲是清白的。但是安格尔顿却不相信这个结论。

墨菲调离苏联集团科后,他的副手皮特-巴格利见势不妙,自己请求调出苏联集团科,到布鲁塞尔情报站任职。接替墨菲担任苏联集团科科长的罗尔夫·金斯利认为,如果有“鼹鼠”在,就必须把他查出来,如果真正查不出来,也要肯定他不在本单位。因此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对苏联集团科大动手术。有“鼹鼠”嫌疑的人被调离,他们的岗位由远在千里之外的、绝对不可能是“鼹鼠”的人填补。这样做能否保证苏联集团科不被苏联间谍渗透,不得而知,但是,本来对反间谍事务毫无经验的人一下子调到苏联集团科,确实感到束手无策。要知道,反问谍不仅仅需要勤奋、聪颖,更需要经验和那种触类旁通的感觉。这种经验和感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难怪这些新手调到苏联集团科后,会感到无所适从。

戈利钦又告诫安格尔顿,1957年克格勃第2总局美国使馆科科长V·M·科夫舒克曾来美国作过一次短期旅行。作为一名高级官员,若不是为了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他是不会亲自历险前来美国的。戈利钦说,他是来与一个高层“鼹鼠”会面的。此人是在莫斯科供职期间被招募的,现在已在中央情报局总部担任一个极为敏感的职务。他还说,克格勃为了阻止中央情报局查明科夫舒克访美的真实意图,会派出假叛逃者来干扰调查工作的进行。


又有几名叛逃者送上门


仿佛是为了证明戈利钦的预言似的,在戈利钦之后,又有几名苏联叛逃者接踵而至,其中有两名是由联邦调查局接待的。对于这种送上门来的不速之客,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真是笑得合不上嘴,而安格尔顿却阴沉着脸。他不动声色,要看看这些叛逃者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1962年6月,第3个不速之客又送上门来了。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派驻苏联裁军谈判代表团的安全官员。他找到中央情报局,说他在一次酒会上狂欢滥饮,以至于动用了克格勃的经费。他愿意以900瑞±法郎的价格出卖情报,以填补这些亏空。此后两年,诺森科一直同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直到1964年2月叛逃。

诺森科的叛逃给中央情报局带来第二次震荡。他供述的一切都与戈利钦对立。比方说,戈利钦警告,中央情报局内部已经混入了苏联“鼹鼠”,而诺森科则坚持认为克格勃没有渗透中央情报局,它是通过正常监视渠道发现潜藏的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如戈列涅夫斯基的暴露。戈利钦说,科夫舒克1957年访美是为了会见潜伏在中央情报局内部高层间谍,而诺森科却说,科夫舒克来美国是为了会见一个代号为“安德烈”的美国军人。“安德烈”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招募的,当时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汽车修理工。联邦调查局查出了一个陆军中士。他承认在莫斯科确实接触过苏联人,甚至还在美国见过科夫舒克。但是,一个陆军修理工所了解的


情况对苏联来说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像科夫舒克这样一个重要官员,是不会不远万里跑到美国来会见一个修理工的。科夫舒克的美国之行必然另有隐情。诺森科关于“安德烈”的供述只能使人把它与掩护科夫舒克的真实使命联系起来。戈利钦说,克格勃将会派出假叛逃者来诋毁他,干扰中央情报局对苏联“鼹鼠”的调查,看来诺森科就充当了这种角色。



在与戈利钦对阵中


在与戈利钦的对阵中,诺森科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戈利钦一叛逃就获得了中央情报局的信任,他供述的很多情报都得到了全部或部分证实,并很有先见之明地提出假叛逃问题。这样如果接踵而至的叛逃者与戈利钦的见解相左,那么他就会被当成一个假叛逃者。

诺森科的处境则要糟糕得多。戈利钦说,克格勃会派出假叛逃者来美国诋毁他。诺森科果然来了,提供的情报确实与戈利钦相冲突。此外,诺森科与安格尔顿似乎是前世冤家,两人一见面就不投机。安格尔顿一开始就认为诺森科是假叛逃者,这让他怎么可能去信任诺森科呢!而且,诺森科确实不够诚实。他刚刚叛逃时说,他是克格勃第2总局7部的副部长,军衔是中校,并且有克格勃的通行证为证。但后来在中央情报局的追问之下,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军衔是伪造的,他其实只是一个中尉。他的假军衔竟然有克格勃的官方证明,这就有问题了。诺森科在叛逃前得到过克格勃某种形式的帮助,以获得中央情报局的信任,这大概是毫无凝词的。此外,诺森科的假军衔得到了另外两个叛逃者的证实,这就更让人怀疑了。看来克格勃在派出诺森科来美国诋毁戈利钦之后,又派出叛逃者来帮助诺森科。这样,1964年4月4日,中央情报局对诺森科进行测谎检查。检查之前,中央情报局对他进行了“颤震”,即实施恐吓战术。结果,测谎器测到了一些强烈的反应。是诺森科吓破了胆,还是他在撒谎?中央情报局将诺森科关进了一间小屋,强迫他坦白交代。

诺森科后来回忆起那段生活,还是感到心有余悸:“条件很差,很艰苦。我每周只能洗一次淋浴,刮一次胡子。连牙刷和牙膏都不给我。”在这个禁闭室里待了两年之后,他获准每天可在牢房旁边一个院子里活动30分钟。这个地方有两道围栏圈着,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东西,抬头看到的只是蓝天。中央情报局把这种非人的待遇叫作“高度安全的环境”,说对他进行“广泛持久的审讯是必不可少的”。在苏联,他虽然不能像克格勃的高级官员一样,享受克格勃高级自助餐,但他毕竟是克格勃这个苏联社会特权阶层中的一员,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哪想到投奔到“自由世界”会享受这种非人待遇。诺森科在这座监狱里度过1277天,其中有292天对他进行了敌意的审讯。这种审讯加剧了中央情报局对诺森科的怀疑。最后,连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也认为诺森科是克格勃派来传递假情报的。

在玩了将近4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之后,1966年8月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命令反情报科和苏联集团科必须在60天时间里给诺森科定案。结果,巴格利起草了一份长达900页的报告,详细论述了诺森科供述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断言诺森科是个骗子。巴格利的报告并没有为诺森科一案画上一个句号,它在安格尔顿的反情报科就没有通过。尽管安格尔顿早就提出诺森科是一个假叛逃者的观点,但他却不能接受巴格利的报告,因为报告认为诺森科压根就不是一个克格勃人员,而安格尔顿的宠儿戈利钦曾证明,诺森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克格勃军官。如果巴格利所言是实,那岂不是说诚实的戈利钦在某些问题上也撒了谎?这是安格尔顿无法容忍的。最让安格尔顿难受的是,他无法宣布诺森科是一个克格勃派遣间谍,也无法把他送回苏联,尽管他几乎可以肯定诺森科是一个克格勃的假情报阴谋者。1968年8月,诺森科又接受了一次测谎器检查。没有“颤震,没有如狼似虎的卫兵,这一次诺森科顺利地通过了。10月索利向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提交了一份283页的报告,逐条驳斥了巴格利的“千页报告”,最后认为,诺森科没有撒谎,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克格勃军官。最后还是由局长赫尔姆斯拍板:恢复诺森科的自由,让他走出笼子,呼吸一下“自由世界”的新鲜空气。1969年3月,诺森科终于获得了中央情报局的信任,被中央情报局聘为反情报顾问。


9年追捕不到一个“鼹鼠”


从1961年戈列涅夫斯基叛逃提出苏联“鼹鼠”的问题,到1969年诺森科获释,中央情报局经过9年时间的追捕,只看到了一些苏联“鼹鼠”的影子,却连一个真正的“鼹鼠”也没有抓到。这还不算,原来风平浪静的中央情报局在这9年中却风波陡起,形成内乱,最后变得四分五裂。庞大的苏联集团科受灾最重,原先捉拿“鼹鼠”的骨干一个个受到怀疑,或被赶出中央情报局,或被调离。苏联集团科几乎陷入瘫痪境地。

克格勃是否真的派出叛逃者到西方去散布假情报,制造混乱,到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由叛逃者带来的冲击性信息已经使整个中央情报局乃至整个西方情报界乱了阵脚。整个20世纪60年代,西方情报界的这场内乱都与此有关。戈利钦,一个苏联叛逃者,仰仗安格尔顿的支持,在中央情报局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动了一场间谍大搜捕,制造了许多间谍疑案,其中仅美国就有100多起,英国也有近百起,法国几十起,连加拿大、新西兰、奥地利、希腊、挪威这些国家也有若干起。但是根据戈利钦提供的线索,却没能使一个苏联间谋落网。搜捕“鼹鼠”不仅使西方的情报机构陷入瘫痪,而且使得西方国家的进攻性行动毫无成效。每发现一个好案子,得到一些好情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会不会又是克格勃的阴谋?由于无法否认这些疑点,这些情报当然也只能放弃了。这种间谍恐怖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远远超过了若干名苏联间谍。中央情报局的很多官员在深受这场间谍恐怖之害后,不约而同地把气撒到这场恐惧的始作俑者戈利钦身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戈利钦是克格勃派遣过来的。德里亚宾说戈利钦被列入可能的招募对象名单,但不知何故,这份名单竞落入克格勃之手。克格勃很可能因势利导,把戈利钦作为诱饵送到美国。戈利钦耸人听闻的警告要真正取得中央情报局的信任不容易的,除非在中央情报局内有人配合戈利钦,仅戈利钦一人是不可能在中央情报报局掀起这场波澜的。

苏联集团科的两位科长异口同声地指责安格尔顿。一个说:“如果要我在中央情报局找出—个苏联间谍的话,我就说是安格尔顿。“另一个说:“有充分理由认为安格尔顿是一个苏联间谍,他造成的危害太大了。”克格勃依靠金·菲尔比渗透秘密情报局,依靠海因茨·菲尔弗渗入联邦德国情报局,为一什么就不能依靠安格尔顿渗人中央情报局?更有甚者,安格尔顿的下属、反情报科的克莱尔·爱德华·佩蒂用“谁获利了”的方法,分析了中央情报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所有犬事。他接受了戈利钦的观点,认为中央情报局已经被克格勃渗透,然后进行推演:戈利饮、诺森科都是克格勃的派遣间谍,其目的是在西方情报机构内部引起混乱,掩护真正的大“鼹鼠”。这只大“鼹鼠”至今还没有受到怀疑,但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他挑起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倾轧,引起了友好国家情报机构的不安,从而使克格勃高兴。这只大“鼹鼠”不是别人,正是组织捉拿“鼹鼠”的安格尔顿!安格尔顿这个毕生以捉拿苏联“鼹鼠”为己任的超级侦探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在反间谍领域,他孜孜以求,恪尽职守。为了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几乎放弃了一切爱好,除了偶尔种种兰花之外。他没有朋友,对谁他都是一副审视的目光。连他结婚30多年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真正的职业,而真的以为他在邮局工作。就这么一个人,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