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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音盒》潜藏的暴力

分享到:                         发表时间:2019-11-08 点击次数:27  


《八音盒》是以拍摄政治片著称的希腊裔法籍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的一部力作。在这部影片中他再次令人信服地显示出其揭示问题的尖锐性和深刻性,同时也展现了其驾驭电影语言的出色才能。


影片的框架是一个关于追踪纳粹战犯的故事。加夫拉斯在这里丝毫没有掩饰他一贯的政治视角。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罪恶累累的纳粹战犯纷纷逃往国外避难。他们隐姓埋名,过着安闲优裕的生活。无数战争的受害者和正义之士绝不会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成为历史而放弃对他们的追踪,那些战犯也并不因为侥幸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就改邪归正。片中以布克为代表的人们(其中也包括安妮)对在逃战犯的追踪和拉兹洛对犹太人发自内心的仇恨、他教孙子所谓对犹太人的屠杀都是谎言的行为等无不表明,40多年前的那场邪恶与正义之间的斗争并没有随着二次大战的硝烟散去。这或许正是加夫拉斯选取这一题材并得以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点。



在影片中,加夫拉斯充分显示了他对这一现实的关注。影片中一个个证人的控诉使人们重温了昔日纳粹令人发指的暴行,但是,加夫拉斯在这里并没有使用任何闪回镜头重现当年的情景——以避免使影片变成一个只是回忆过去的故事。相反,在对拉兹洛进行揭露和为之辩护的主要故事线索周围,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加夫拉斯仿佛漫不经心地点缀在其中的一种今天的现实:从那个同样隐藏在美国、曾不断对“拉兹洛”进行敲诈的米什卡的前同伙左尔丹到拉兹洛身边众多的朋友和支持者,从左尔丹妹妹家依然挂着的他身穿纳粹军服的照片到为安妮提供资料的那个布达佩斯的神秘男子,我们都不难感受到昔日纳粹阴霾的存在。这一存在的原因显然有着极其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种族冲突的背景。加夫拉斯曾经说过:“据我所知,不少战犯现在都隐居于南美等地,而美国政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的是换取工业和科学上的利益……甚至这些战犯会被用作间谍,以打击国际上的共产主义活动。”在影片中,加夫拉斯显示出了与其作为一个著名的政治片导演的地位相称的敏锐和深刻。片中拉兹洛和安妮进行辩护的基本方法正是利用这一复杂的国际冲突背景,通过把人们对战犯的追踪描绘成某个共产主义政权的阴谋而博得了人们的同情。


不过,加夫拉斯并没有把他的视点局限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或追踪战犯的故事上,他倾以更大关注的毋宁说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是人类本性中善与恶、仇与爱的存在与冲突。这也是他在其以往的政治题材影片中所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他曾说过:“潜在的人性暴力倾向是我不断重复的主题之一……这并不是一部关于复仇,而是一部关于记忆的影片。我认为并不需要去追踪大人们,去惩罚他们,现在去那样做看上去似乎意义不大,他们本应该在多年前受到惩罚。重要的还是去发现,作为人类,他们怎么能犯下这样的罪行。”片中的拉兹洛是体现了加夫拉斯对于人性关注焦点的一个重要人物。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的子女充满了爱的父亲何以会对人类犯下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也正是最初导致安妮坚信父亲是无辜的原因之一。在影片中,加夫拉斯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人类身上令人不寒而栗的仇恨和暴力本性。看上去与普通人并无二致的拉兹洛不仅是当年的恶魔,也是今天的“暴君”。他对过去的所为绝没有丝毫的忏悔;他教给孙子以拳头去还击同伴的不敬;在他手持木棒面对着一群示威者的场面和影片后部他撇下痛苦不堪的安妮怒气冲冲地教孙子骑马的情景中,加夫拉斯又为我们活现出一个当年的纳粹分子的形象。显而易见,不论是时间的流逝、战败的教训,还是已经和即将到来的正义的惩罚都不足以使那些米什卡-拉兹洛们放弃他们对于其人类伙伴刻骨铭心的仇恨。



作为这种暴力本性的反面,加夫拉斯也对人类本性中的善——追求正义的尊严及其更高的形式——爱,进行了动人心弦的探讨,它的焦点就集中在片中的女律师安妮身上。安妮是加夫拉斯在影片中所塑造的一个富于深度的正面人物。她虽然为她当过纳粹的父亲进行了辩护,但她是无辜的,她只是受到了欺骗。当她发现她的父亲就是那个手上沾满了犹太人鲜血的罪犯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维护正义——把她父亲犯罪的证据公之于世。在其以往的政治题材影片中,加夫拉斯常常为我们塑造出一种富有人的尊严的普通人的形象,他们虽然是一些并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为了维护正义,却不畏强权,勇敢地揭露出暴力的黑幕。如他的代表作《Z》中那名勇于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记者。因此,他的影片不仅是政治揭露式的,也充满了人的尊严的光辉。在安妮身上,他把这种对于人的尊严的歌颂进一步延伸到对人性中更高的善——爱的探讨。安妮挺身而出为拉兹洛进行辩护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一个职业律师的责任范畴,而连带着一种感情的纠葛。她为父亲的辩护不仅是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更是出于父女之间的亲情和爱。从墓地到家庭,加夫拉斯虽然着墨不多,但却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一种父女相依为命的情景,从而使影片一开始就在政治与现实的主题之外增加了一种感情的维度,它使影片同时也成为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正是出于这一对父亲的情感,安妮一开始坚信父亲是无辜的。然而,当她发现了事实的真相后,却终于作出了维护正义的选择,而毋宁说是感情和爱的主题的一个延伸。这一抉择中包含的是一个女性对其遭受残害的同胞的爱的补偿,也是一个母亲为保护自己的下一代不受昔日纳粹邪恶的影响的责任;作为女儿,她也在为父亲最后偿还他欠下的那些血债。在影片中,加夫拉斯不仅以父女之情为始显示了精明强干的安妮身上具有的那种动人的亲情和爱,同时也不断使这种爱得到扩展和延伸。在法庭上,她精明的辩护曾使事实也不禁“捉襟见肘”,然而,当她面对那个惨遭蹂躏的女性的证词时,一种比父女之情更为深厚的爱显然占了上风。而在影片最后,当安妮把父亲的犯罪证据公之于世之后,她紧紧搂住儿子的镜头则无疑使影片中关于爱的主题达到了高潮,它显示出一个母亲所能表现出的最高的爱。对此,我们很容易把它联系于加夫拉斯的影片中所一贯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



除了影片所展示给我们的令人震撼的内容外,在其表达形式上,加夫拉斯也不愧为一位能够熟练驾驭电影艺术语言的大师。在这部以室内戏为主、且场景十分有限的影片中,他通过对叙事的组织、场面和镜头的调度以及光影的运用,把具有戏剧性冲突的张力、写实性的场景和对人物关系及其内心世界的揭示出色地糅合在一起,并始终成功地“操纵”着故事的发展。影片的线索虽然并不复杂,但加夫拉斯却在其中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艰难的逐渐“发现”事实真相的过程。从人们在法庭上对米什卡及其同伙的暴行的逐步揭露,到安妮发现自己受到了生活中唯一一个可以信赖和依靠的男人的欺骗,影片始终充满了令人紧张不安的气氛和悬念感。而不论是在那些充满了激烈的冲突还是日常性的场景中,加夫拉斯都十分善于从其中去发现剧中人物逐渐发展和变化了的关系和内心世界。此外,片中女律师安妮的扮演者杰西卡·兰格的出色表演也是影片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已年届40的美国演员杰西卡·兰格80年代初以《弗兰西丝》一片开始获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在本片中,她质朴、自然的表演把外貌瘦弱、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而又富于坚定性格和勇气的安妮刻画得十分深刻动人,她也因此获得第62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提名。


本片导演康斯坦丁·科斯塔-加夫拉斯1933年出生于雅典,以拍摄政治性题材的影片而闻名于国际影坛,他的政治片多以真实事件改编,富于强烈的政治揭露色彩和人道主义倾向,代表作包括《Z》、《戒严》、《特殊法庭》、《失踪》及本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