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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涂污的鸟》庇护所

分享到:                         发表时间:2020-05-11 点击次数:49  




The Painted Bird与Nabarvené ptáče,文字语言与电影语言。本片是导演瓦茨拉夫·马尔豪尔改编的上世纪最具争议之一的东欧二战小说,描写了一个被父母送到乡村躲避战火的孩子,因为肤色不同而遭到歧视和迫害的故事。剧情本身其实非常简单,关键是怎样的迫害以及藏在表面事物下东欧人民的本质心态。原著为耶日·科辛斯基所写,按照其个人描述,这一切的想法都来自于童年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而有的多年逃亡经历,作者移民美国后放弃原有母语,转而用英语以求冷静客观的写作。浅谈原著本身其实是敢写的、普通的、繁复的、平静的解释讲述,但作者这种想法,确实合适用电影语言表达,上帝视角下失语的残酷影像。捷克本籍导演也是想用他的母语来阐述描写他母国的故事,于是影像化过程中,语言得到了回归。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遇见一群人到另一群人,用战争边缘化地带人群的客观反映来展现残酷时代的日常。反复、相似的篇章结构也同样用在了电影里,只是篇幅受限,导演将剧本精化,带有相似特征的人物形象合并,调整故事发生的顺序(比如被洞内鼠群咬死的复仇转化到了加波斯身上),以适合电影戏剧冲突的节奏。“被涂污的鸟”其实是当时人们会使用的一种娱乐活动,将彩盒的颜料涂在逮住的鸟儿身上再把它们放归种群,于是被视为有威胁的异类,冲击撕扯直到将这只鸟杀死。也是很容易看出的隐喻象征意,主角来自北方城市,肤色和语言与当地居民天然不同,被认为是吉普赛人般的恶魔而受到粗鲁对待,与当时犹太人在大环境下受到的迫害有相似等同之处。有句话“既然吉普赛人和犹太人都是黑发黑眼,而且都注定遭受同样悲惨的结局,那么这两种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主角的心理是从害怕——相信上帝于是疯狂祈祷——与恶魔定下契约——受到苏联红色精神的鼓舞——寻回父母的失望,一系列心理变化,上帝视角下没有那么多解释,只是有对现实反应的外化,接连的复仇/一些失语的神态表达。相比另一种用回忆录方式主观的叙事不同,直接展现在观众面前不加解释的恶,更朴实无华,只能由细节窥视主角内心。电影引出非受到战争直接伤害的一批儿童的普世问题,当今看来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听闻这片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的时候,因为情节过于离奇可怖,大批媒体观众离场。其实也不过就是作者很敢写,导演很敢拍,极具戏剧冲突的点都得以保留。无论原著还是电影,恰恰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物不是妖魔化的,是受到“恶”之后的真实展现。只是很不幸我看的是欧盟影展的删减版本,最为放大的“恶之花”感受后来看小说和二刷的时候才体会到。


影像语言很难让人不想到贝拉塔尔、塔可夫斯基之类的欧洲上世纪大师,可以说是一种模仿,此片作为新世纪黑白电影,故意摆脱了颜色的干扰,反正世界都是丑恶而满目疮痍的,不如冷静的用黑白语言。如此的影像化呈现效果见仁见智吧,导演的手法而已,他只是用手法在叙事,本质还是纪录性叙事,但这之于我而言是最适合的表达手法。



有原著脚本的电影总是需要去探讨侧重点是“改编”还是“影像化”,酷爱文学的瓦茨拉夫·马尔豪尔深受小说原著的影响,并极力争取版权和拍摄的可能。电影的改编的文本只是做了轻微的迎合电影剧本的调整,是合适的,否则将更加冗长繁复,消耗观众耐心。“改编”更多的是体现在形式上,视角由全部的第一人称叙事变为了全然的第三人称视角,再配以少数的主角视角的窥视来发现细节,诉说内心。况且在整一个世界观的构架上,由具体的捷克地点设定,变得架空,据我后来查询资料,为数不多的对话语言中,只有小男孩说的是捷克语,电影中其他角色说的都是虚构的斯拉夫语(由Vojtěch Merunka开发的一种人工语言),并且这两种语言可以交流,捷克语作为电影的外语,与小男孩作为此世界的外人相呼应。电影用此种方法架空了小说中的具体现世定位,一种虚构的状态,无法评判。导演其实对于“改编”上的想法都是合理的且没有太多,主旨和引起关注都与原著相似,他只是想把这个故事拍出来,原著会引起观众复原空间的现实题材作品,影像化是有必然意义的,也是合适的。



关于人物太多且全都平平而不具有大的塑造和爆发力这点我持保留意见,但认为既然想展示的是一种受到恶而展现出来的恶,必然是群体性的,是普世的,没有必要以更长篇幅的塑造去给一个剥削者,况且主角与每一个人的接触都尚浅,用表象的反应去描述也再合适不过,重点是群体的“恶”,而不是一个人“恶”的程度。电影反反复复的“恶”与难能可贵的“善”相对,最后“善”没能与之抗衡。主角的心理反复变化到最后只剩下冷漠,需要展现的不是爆发力性的恶行,而是受摧残之后心已死的机械表达,根本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虚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