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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业 情——《红圈》里的吴氏江湖前传

分享到:                         发表时间:2020-10-18 点击次数:78  



“每个人都有罪,即使一开始没有,很快也会有的。”


警察局长对探长说的这句话,显然是《红圈》的点睛之笔,给整部电影定下了一个悲凉的调子。


最近有两部电影把我迷得神魂颠倒,一部是《大菩萨岭》,另一部是《红圈》,都可以看作是举重若轻的典范。冈本喜八和梅尔维尔两位导演对各种形式上的手段都极其娴熟,只管信手拈来,不动声色地以一种冷峻的风格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人物介乎善恶之间,意蕴若隐若现,看了以后却让人象吸鸦片一样上瘾,只想对这两部片子知道得多些,再多些。关于《大菩萨岭》我知道东遇西君已经写了洋洋万言来阐述,我只好来试试谈论一下《红圈》,可惜无暇深究,就当是影迷被震撼到之后的自言自语吧。


《红圈》这个名字,来自片头引用19世纪印度教圣人罗摩·克里什那的一段话:佛陀曾经用红笔划了一个圈,说:“当人们注定要相遇,就算他们一无所知,不管他们遭遇为何,不管道路迥异,在那一天,他们自会在赤环内不期而遇。”


这段话和“人皆有罪”一样,构成了《红圈》的基调,那就是“宿命”与“原罪”。片中所有人都有罪,包括警察等所谓的白道,而黑白两道各路人马循着各自命运的轨道踏入了“红圈”,展开了意志与信念的较量。



作为一部纯男人戏,影片的四位男主角(是的,包括那位警察)各有各的精彩,而且都个性十足。阿兰·德龙扮演的高尔为了出狱后的生路,答应一位狱警的请求,趁假释的机会打劫一家珠宝店。他是整个计划的推动者,意志坚定而且足智多谋,蓄起了着小胡子的阿兰·德龙身为梅尔维尔的爱将,根本不需要多余的言语,只要裹上风衣,用讥嘲的眼神往周围一扫,一个游走于秩序边缘的独行客形象就已经跃然银幕之上,简直就是一个法国版的“盗帅”楚留香。扮酷是不需要演技的,对阿兰·德龙这种偶像型演员来说,与梅尔维尔合作真是再合适也没有。相比之下,吴宇森电影虽然是梅氏电影的香江余脉,却烈血火爆,自然是需要周润发这样有大将之风的演员才能撑得起来。


如果说高尔的形象是个彬彬有礼的贵族和绅士,伏隆泰扮演的弗戈就是个粗鲁的草寇形象,在片中前半段的逃脱戏里,他被侦探+警校学生+警犬+直升飞机的搜捕大网追得鸡毛鸭血,情急之下一头撞进了高尔的车尾箱里。这样的一个草莽人物一旦和“强盗中的元帅,盗贼中的公子”碰到一起,戏剧效果自然就出来了。难得的是两人都是重情重义的汉子,互相救了对方一命之后开始惺惺相惜(注意,没有情不自禁),联手犯案。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在那段著名的长达20分钟的打劫戏里,高尔和弗戈路过一尊裸女塑像,高尔目不转睛,弗戈却跳起来往胸部上摸了一把,这一下就把两人的品性刻画出来了。《红圈》的格调是冷的,可是冷得有情趣、有味道,没有一记闲笔。到了最后弗戈一脚踹开大门救出高尔,那分情义已经是喷薄而出,观之可以醉人。


看过《红圈》的人可能会忘记剧中所有角色,唯独不会忘掉狙击手冉森。伊夫·蒙当扮演的这个角色绝对是片中最有光彩,最具人格魅力的一个人物。这个充满热血和正义的优秀警察一生在警界郁郁不得志,最后落得缩在小公寓里度过退休后的残生。从那段酗酒后的超现实场面里就可以看出,导演对这个角色寄予了多么深切的同情。顺便说一句,那场戏虽然表现的是冉森心魔丛生的幻觉,似乎与全片写实的格调不搭,可是一样的冷峻而有力度,高手真是不拘泥于形式的。


与另外两位同伙不同,冉森参加打劫不是为了钱,纯粹只是为了找回自我,战胜心魔。在高尔的策划下,他表演了整场打劫中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用一颗铅锡合金子弹远距离打入锁孔,开启大门。我毫不怀疑,冉森在这一幕里面的挥洒自如直接启发了《辣手神探》里阿浪一枪打开地下车库的精彩。不过伊夫·蒙当在这之后的表演才真是让人赞叹,他打开酒瓶,隔着蒙面巾闻了闻,虽然看不见表情,可是我相信那绝对是一脸陶醉,不光是打开珠宝库的大门,更重要的是昔日的酒鬼终于又重新握稳了枪,我仿佛能听见他在跟酒瓶说:“老朋友,我终于能和你保持合适的距离了。”出门前,冉森最后看了一眼锁孔,眼神里闪过一丝骄傲,只是一个小细节,却胜过千言万语,绝了。


再说一个题外话,洗劫珠宝行那一段过红外线的戏,恐怕直接启发了《纵横四海》里面的类似场面,当然,荣哥和发哥的动作要潇洒多了。


冉森同时是剧中最有矛盾性的一个角色,当了一辈子的警察,最后却与盗贼联手打劫,他的表现比高尔和弗戈更有震撼力,那是看透了警匪游戏之后的大彻大悟,与其相信制度的正义,不如相信兄弟的情义。我相信最后警官马泰看到他时的震撼,不仅因为发现了对手原来是自己人,更在于这个“叛徒”一脸的满不在乎。对于身处黑白漩涡中的局内人马泰而言,冉森对忠奸游戏的嗤之以鼻直接摧毁了他内心最后的一点信念。


最后一位男主角警官马泰,他的生命看似简单,却也纠结在善恶之间。影片一开始这个倒霉蛋就走脱了押运的犯人,这个尽职的警官在咆哮的上司面前依然记得提醒他:“犯人或许是无罪的。”换来的正是前文一开始“人皆有罪”的格言。为了破案,他开始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采用栽赃和诬陷的办法来对付一位早已退出黑道的酒吧老板,逼得他的儿子差点自杀成功。最后,当他站到千辛万苦击倒的罪犯面前时,居然发现自己的对手之一原来是同僚,而且是一位当年的优秀警员。善恶在他的心中顿时失去了意义,“人人都有罪,是吗?”他反问自己的上司。那么这罪又是从何而来?自己何尝又没有以“正义”之名犯下罪行呢?



扮演者安德烈·布维尔任哪位中国观众都不会陌生,没错,就是《虎口脱险》里那位“老板娘的丈夫”。对于印象里只有他的喜剧(记得电视台还放过他的另一部喜剧作品《大西洋的障碍》)的我来说,他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令我吃惊,以至于虽然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熟悉的高鼻梁,却一直到查资料的时候才知道他是“油漆匠”。他在片中冷峻的表演显示了他扮演正剧角色的深厚功底。导演依然没有忘记给他安排一个小细节,每次回到家,马泰都不忘记喂猫,猫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归根结底,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可怜人。比较起来,高尔、弗戈和冉森“三人帮”虽然短命,到底还轰轰烈烈地活过。


因为全片之完整看过一次,更因为剧情实在太吸引人,根本无暇去计较那些镜头机位的问题。只记得开场有一幕航拍很漂亮,从火车车窗一直拉到俯瞰整部列车的位置,中间有个黑影挡了一下,可能是借此机会切了镜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恐怕难以做到一气呵成。关于“红圈”,阿兰·德龙扮演的高尔在台球室里擦了一下球杆,留下了一个红色的圆环,算是点了题。


回到“人皆有罪”这个问题上,警察局长仿佛一位邪恶的巫师,早已看透了人心叵测,不管人看起来怎么样,终究是要犯罪的,对人性的完全绝望使他完全放弃了救赎的希望,只管用严刑峻法去扑灭罪犯,是的,只是扑灭罪犯,而不是犯罪。公理就这样变成了强权,一面扑灭罪犯,一面把自己也变成罪犯。记得小时候国内引进过一部阿兰·德龙主演的犯罪电影,官方的宣传口号就是一句“西方司法,一面惩罚罪犯,一方面制造罪犯”,听起来兼有宣传+主题思想归纳+政治思想工作+反和平演变的意思,属于那个时代特有的“营销用语”(反正那时候也不是分账大片,外国公司鞭长莫及),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未尝没有道出部分的真理。《红圈》的警察们,可不就是在“一方面惩罚罪犯,一方面制造罪犯”么?


梅尔维尔的这部杰作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糅合了东西方对于生命的思考。基督教的“罪”有“原罪”与“本罪”之分,出生的婴儿没有本罪,然而有从老祖宗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原罪”,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而且婴儿总要长大,犯错是难免的,“本罪”也终究不免要找上门来。警察局长当权的理念就是这样,深受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只是他的字典里没有宽恕,暴力是唯一的救赎。


读解这部电影,与“罪”同样有力的另一个概念就是“业”。佛家说因果,世人凡有动作,开口造口业,行动造身业,思想造心业,有“业”就有“报”,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业本有善有恶,后世多取造恶的一端,以警诫世人,遂演变成为“孽”。《红圈》以印度哲学开篇,几位主角的行为各有动机,然而终究宿命地走到了一起来,又死在了一起,冥冥中,似乎正是“业报”的力量在播弄众生。


当然,这只是从影剧外的视角来看。作为一部黑色电影,男主角们都是地地道道的硬汉,早已觉悟了生死。哪会把这些神鬼之说放在心上。弗戈在抢劫途中还有兴致把玩裸女神像,显然是不惧果报的。至于“罪”,电影中有一个明显的暗示。珠宝行外的广场上有一尊神像(或许是圣徒像吧),镜头在抢劫开始前把高尔和弗戈与神像放在同一画面里,黎明的天空下,两位飞贼连踌躇都没有,直接用绳梯下到了最底层。这显然是一个隐喻,表明他们此生与救赎无缘。


梅尔维尔的男主人公多游走在善恶的边缘,独来独往,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的冰冷。在这个黑暗冷峻的世界上,神的恩典无所觅其踪,佛的超脱难以企及,只有男人的坚持和兄弟之间的情份可以依靠,这也就是《红圈》比起《大菩萨岭》来,最后还能给人一丝温暖的原因。《红圈》又有一个译名叫《仁义》,取的就是这种精神上的贵族风范。当然,这一点温暖十余年后点燃了吴宇森电影里的燎原大火,那又是后话了。


新版《红圈》将由杜琪峰导演,奥兰多·布卢姆扮演阿兰·德龙当年的角色,缜密与热血兼备的杜导正值盛年,木讷与俊美兼备的布卢姆也正有德龙当年的风采。更不用提尼森演伏隆泰的弗戈,发哥演蒙当的角色狙击手冉森!真是一点也不逊色于原版的钻石级组合!这个搭配让人觉得很靠谱,值得期待!